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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访谈间」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捍卫我们合法权益?向家暴说“NO”~

TIME:2020-04-02 20:39 | VIEWS:

2019年12月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贵州省反家庭暴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颁布以来,西部省区出台的首个配套地方性法规,其中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予以劝阻、制止。”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家庭暴力在我省仍高发,反家庭暴力形势依然严峻。因此,2018年省人大牵头启动了《条例》的起草工作。在《条例》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上位法的衔接,让反家暴的措施更加具体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结合贵州省情,让《条例》体现地方特色,更具“黔味”。

贵州省妇女联合会、贵州省妇儿工委办联合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反对家庭暴力 共建幸福家园》。本期节目邀请到贵州星藤律师事务所主任罗莎莎律师和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贵州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汪梦凡律师来到节目中,共同以案说法,捍卫被家暴者的合法权益。

▲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贵州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汪梦凡律师(右一),贵州星藤律师事务所主任罗莎莎律师(居中),贵州经济广播主持人 天诚(左一)

在我国保护被家暴者的法律法规很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内容中,都有关于反家暴的相关条文规定。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法律法规首先保护的是特定的对象,比如妇女、儿童,并不含盖所有的被家暴者。另外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系统,在保护方式的实施上并没有更加细化的内容。

直到2016年3月1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才对家庭暴力的定义、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作出了系统的规定。

在反家暴法实施以后,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组数据,家庭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并且减少的幅度不大,通过这几年律师工作的实践,我们发现《反家庭暴力法》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难点。

首先是举证难的问题,反家暴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家暴工作迈向了法治化、专业化的新高度,但是我们在案件的实际处理中,如何就存在家庭暴力举证、多大程度范围内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何时发生转移等一系列问题都缺乏明确的配套规则。

其次就是认定难的问题,比如身体上遭受暴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被准确的认定为家暴?是以次数决定呢?还是需要构成伤残等级?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们在案件处理中申诉有家庭暴力存在的多,但法院最终认定下来的少。

最后就是执行难的问题,比如反家暴法规定了人身保护令可以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责令迁出申请人住所以及其他措施,但这些措施都存在操作复杂,执行难度高的问题,并且很多都超越了法院职能的范围。由此可见,家庭暴力不是单靠一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就能得到彻底根治的。

基于这些情况,为了让能让法律落地落实,在2020年3月1日,贵州省正式颁布实施了《贵州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该条例是反家暴法颁布以来,中国西部省区出台的首个配套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实施我认为非常有效的破解了反家暴在实施过程中的难点。从举证方面说,条例强化了告诫书作用。规定公安机关一旦接到家庭暴力报警,出警后即可向施暴人出具“告诫书”。实施告诫时,可以邀请村委、妇联等单位参加。同时还规定了回访制度,对于再次实施家暴的,应当及时反馈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告诫书”一旦出具代表着公权力的介入,有档可查,被家暴者在之后采取维权手段时,可以作为非常有利的证据使用。

我们都知道,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条例》在此基础上,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补充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除依法处罚外,可以由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实行失信联合惩戒。失信惩戒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很核心的位置,能够起到直接处罚作用,也间接对施暴者进行道德谴责,具有威慑与警示作用。当然还有明确了一体化、多部门合作等工作机制、设临时庇护场所帮助家暴受害人等等亮点。所以我认为,《贵州省反家暴条例》让反家暴的措施更加具体和更具有可操作性,使国家层面的法律在贵州得到落细落实。

当遭遇到家暴应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比如如何留存证据,或是如何可快速找到帮助自己的方法?

家庭暴力的定义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进行伤害(包括身体,精神,性等方面)。家庭暴力的对象不只是妇女和儿童,也包括男性、老年人、重病患者和残疾人也可能会是家暴受害者。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婚外同居,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等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家庭暴力的发生是由于一定历史原因和一些现实情况引起的,隐蔽性强、取证困难、当遭受家暴后,及时收集、保存第一手证据:

(一)对身体受伤部位拍照;对损坏的物品、带血的衣物、施暴者用的施暴工具等拍照,可保存原物。

(二)遭遇家暴后可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向住所地管辖的村委会、居委会、妇联(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青少年维权和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2355)、工作单位等组织机构求救,这时要注意收集报案记录、询问笔录、投诉回访材料、告诫书、人身保护令、调解笔录等资料。

(三)发生家庭暴力后及时就医,保留涉及家庭暴力的病例、看病的发票、CT片、住院材料、验伤报告等。

(四)对于实施家暴后,施暴者对其悔恨,建议让其立保证书、悔过书等书面材料(时间、地点、起因、受伤部位、时长等记录);对于多次家暴,可通过一些视频、录音的保存方式。

(五)适当收集、了解施暴者的成长背景,也是辅证。施暴者通常会采用粗暴的行为,通常与施暴者所受教育程度,个人成长历程有关。

最后,在证据的收集之外,遭遇家暴时,冷静应对也很重要,切记不激怒施暴者,更不要以暴制暴,可以采取物理隔离(不呆在一个房间或强制迁出等方式)。

对于家庭暴力这样的行为不应逃避和害怕,一开始就要很好的处理、重视、积极干预,勇敢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贵州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汪梦凡(左一),贵州星藤律师事务所主任罗莎莎(右一)

2018年,常州市新北区一条主干道的人行横道上,一男子步行过马路时,被一辆小轿车猛地撞上,倒地受伤。这看上去似乎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背后竟隐藏着一起家暴案件。事故中,受伤男子小朱,驾车撞他的竟是他妻子何某。

据法院查明,事发当天中午12点多,何某开车,小朱坐在车上,途中两人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随后,小朱在一个十字路口下车。没想到,何某掉转车头,对着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小朱撞了过去,小朱当场倒地,造成左锁骨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小朱的伤已构成轻伤。

案发后,单独面对警察时,小朱像找到了倾诉对象,一股脑把自己十多年来遭受的家暴说了出来。小朱说,大约十年前,妻子就曾用酒瓶把他的头砸得头破血流。大约三年前,一次吵架时,妻子用水果刀捅他,他用手挡住,结果手臂被划破。有一次,小朱在开车,车上还坐着孩子,妻子和他吵架,要他立即停车,他没及时停,妻子竟直接拉了手刹。平时在家吵架时,妻子还会用水果刀向小朱挥舞,好几次把小朱身上的衣服划破了。最惊险的一次,小朱在楼下骑电动车,妻子从4楼扔下一个切菜案板,差一点砸到小朱头上。

虽然小朱在这十多年的婚姻里遭受了这么多委屈,但在何某被宣判之前,他还是出具了谅解书,请求法院轻判。新北区法院对何某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6个月。小朱也向何某提出了离婚。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首先可以发现,被家暴的对象其实并不仅仅是女性,儿童、老人甚至是看上去体格健壮的成年男性,都有可能是被家暴的对象,并且现今社会,男性遭受家暴的比例也较过去有所上升。我们看到案例中的小朱,作为一个男性常年遭受家庭暴力,他为什么不反抗呢?可能大多数人传统观念很强的人都会跟他的想法一样,觉得这只是夫妻矛盾,家丑不可外扬忍忍就算了,就是基于被家暴者的隐忍、妥协的心态,才给予了家暴者变本加厉的机会。在现代化社会中,夫妻之间的伤害行为不仅是大家传统观念里的“家务事”更有可能发展演变成家庭暴力,所以在婚内生活当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一旦遇到家庭暴力,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其次从维权的角度分析,小朱长达10年的被家暴过程,没有任何一点自我保护和及时取证的意识,我们面对家暴的时候应当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或者向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组织、工作单位寻求帮助或者调解。这将有利于受害者在采取诉讼方式维权的时候,请求相关部门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另外,受害者应当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检查,同时也可以保存病例、诊断书等证据,如果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威胁,则应当立即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最后,我们从施暴者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首先是民事责任方面,施暴者可能面临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对父母实施家庭暴力,根据《继承法》第七条规定是面临丧失继承资格的。其次是行政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45条规定,施暴者将承担警告、拘留、罚款等行政责任。最后是刑事责任方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则将被定罪量刑,例如本案中何某具备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对小朱实施了伤害行为,导致其构成轻伤,即便他们是夫妻关系,仍然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最终被定罪量刑。

我们要郑重提醒大家,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面对家暴我们一定不能隐忍不能妥协,否则只会造成更坏的后果。我们每一名家庭成员都要树立反对家庭暴力的观念,谴责家庭暴力行为。特别是《贵州省反家庭暴力条例》的实施,各个部门基层政府以及其他组织都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受害人求助的部门是很多的,如果您正遭受家暴,可以依靠这些部门找到专业人士,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取到证据后根据案件性质严重程度选择符合的诉讼方向和途径进行维权。